长三角被大桥通道紧密拉“平”
“同城效应”传递深度整合冲击波
从最早的南京长江大桥算起,江苏境内的长江大桥迄今已有6座,加上规划建设的长江四桥和崇明到启东的崇启大桥,未来几年内,江苏的跨江大桥将增加到8座,长江南北两岸的主要城市间基本上实现了大桥直通,由长江天堑自然分割的苏南和苏北在地理意义上的差别实际上已经深度“缝合”。如果把目光扩大到上海南翼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便会发现,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变“平”了。
“同城效应”是南通人在大桥通车后最兴奋的感觉。记者在大桥北堍第一镇通州市张芝山镇采访,这里的干部形容说,“大桥通车前后一小时,感觉都不一样。”一名干部在大桥通车当天驾车从张芝山镇出发,才半小时就进了上海地界,70分钟开到五角场。
产业重构逼迫各地发展智慧升级
热闹的表象后,是区域产业重构的层层巨浪。随着大桥的通车,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加速内部经济体的分拆、解构:研发或者销售中心放在上海,生产基地则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
这种分拆,是长三角内部资源整合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的一个缩影。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沈玉芳教授认为,因“大桥效应”刺激,一些原本受上海商务成本高企、土地供应稀缺等因素制约的资本和产业,会加速流向周边城市;与此同时,产业链高端的核心环节以及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被上海、苏州等强势城市“虹吸”,上海的总部经济特色将更加鲜明。南通的纺织巨头罗莱家纺就在大桥通车后,把营销总部转移到上海,并建设研发中心。
“后发”如何才能变成“优势”?“先发”如何保持“优势”?这场必然到来的变局,对大桥两端的城市而言,无疑是一场发展智慧的考量。
常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樊钢坦言,大桥通车后,招商引资的竞争力陡然增加,大量客商在常熟考察结束后,下一站就去了南通。但在南通市发改委副主任戴泽辉看来,尽管大桥使南通“难通”的区位劣势顿时改观,但这种改变还不足以真正把“后发”变成“优势”,政府部门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好比互联网,宽带接到了家门口,内部的基础性工作不匹配也是白搭。这方面苏南长期形成的人才优势、政府服务优势、产业环境优势都是我们追赶的目标。”
作为苏通大桥的最直接得益者,南通的抱负并不仅是接受辐射、承接产业转移,而是定位为一方面承接上海和苏南的资金流、产业流,另一方面担当长三角辐射苏北乃至整个淮海地区的“桥头堡”,成为长三角北拓的枢纽和节点。南通市委书记罗一民说, 上海是南通走向世界的“第一跳板”,南通则是上海北向拓展的“第一通道”。但如果没有新理念、新招数,大桥反倒会让物流、人流更快地穿桥而过,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卷走本已落地的资本。
对于苏北而言,这也是一次借力撑杆跳的历史性机遇。通州张芝山镇的传统产业是钢丝绳和家纺,大桥未通之前,不少客商看中了钢丝绳和家纺业的既有集聚效应,甚至有地方组团想把刚规划的大桥工业园包下来搞化工。当地政府顶住了这些低端产业的诱惑,如今,大桥工业园3平方公里核心区内,高新技术、机械电子、物流三大园区已经启动。
借力大桥突破“行政区划经济”
以区域“竞合”提升竞争力
当外部条件逐步改善,发展的能力越来越聚焦到人的要素。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王荣认为,大桥建设是江苏从“抓机遇”向“造机遇”转变的又一重大举措。省里给地方发展创造了“大机遇”,地方要在发展观念上跟上这种思路,在发展举措上善于创造更多的“小机遇”来实现对接。随着城市间发展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日益趋同,地方根据自身条件创造机遇的能力就成了决胜因素。长三角城市“造机遇”的能力,对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至关重要。
借力大桥,原来意义上的“竞争”将会更多地被“竞合”取代。苏南地方干部的普遍感受是,随着长江上一座座大桥建成通车,南北差异慢慢缩小,在大桥附近会形成一个不分彼此的“两岸经济带”。政府和民间都要加强互动,主动对接和应对,寻找两岸共同发展的结合点。今后的沿江一带,产业梯次和社会分工都会更加明显。有些产业适合在南岸,有些产业适合在北岸,资源要素将会越来越多地按照市场发展的规律实现更加高效的配置。
本报记者刘宏奇 高坡 蔡炜 陈明 王世停